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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有媒体从财政部门、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等方面了解到多方对地方债的看法，以及潜在的债务应对方法。这些方法包括：特殊再融资债券、设立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（SPV）、不鼓励遵义道桥重组模式等等。
(资料图片)
以特殊再融资债券为例，根据报道，这次安排的特殊再融资债券规模约1.5万亿元，这一计划可能涉及12个地方债务压力比较大的省份和地区，其中就包括天津、贵州、云南、陕西、重庆等地。
据了解，此次获得特殊再融资债券额度比较多的一个西南部省份，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，这个代价就可能包括将公务员缩编20%。
这次地方债务风险不仅仅是金融风险，同时更涉及到我们从古至今的核心治理问题之一，那就是如何处理好央地关系。
这次处理地方债，其实就已经把各种方法都已经用上了，这也为未来地方可能的一些变化，提供了一定的方向。
以点窥面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办法。
有必要先说明的是，为何今年地方债务风险被频频提及，甚至到了不得不出手的地步了呢？
我们需要看两点，第一看地方支出，第二看地方收入。
民营企业家曹德旺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过，2022年以后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的到来，这不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，这是历史遗留的问题。
曹德旺的这番话，可以很好解释为何地方债务风险到今年成为了问题。
因为某种意义上，地方和房地产行业的兴衰繁荣是密切相关的。
如果非要追本溯源的话，那么“94税改”可能是一个源头，这导致地方上的收入依赖于土地出让金，这可能间接推动了地方对房地产的兴趣。
“从09年到2019年，GDP产出是750万亿，但是每年的报表都有一个说明是，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百分之五十几，那些GDP里面的固定资产投资，隐患的起码400万亿，再加上历史的旧的固定资产，少说五六百万亿，我们2019年的产出才九十多万亿，产出只占投入的百分之十几，于是我想，我们会有一场信用危机来，应该是在2022年以后。”
这是曹德旺在2020年9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原话。
本质上，这也是地方债务不断积累到如今，一个点可能就会有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原因。
过去三年疫情期间，地方支出不断加大，主要原因是因为防疫产生的各种成本，其中包括采购、人力、方舱医院建设等等，三年时间里，防疫成本不断增高，加上一些商户经营困难，这也导致地方入不敷出。
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地方的收入。
地方收入有近四成都源自于卖地收入，现在房地产行情自不用多说，随着房地产遇冷，地方收入也自然大减，在开支大增、收入大减的情况下，地方债务还有历史遗留的积累，三种因素叠加到一起，构成了今天的地方债务风险，到了必须要面对乃至解决的时刻。
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我们还有哪些办法呢？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说，今天国内经济当前面临的挑战，就是因为房地产和地方对GDP增长的贡献接近40%，但这两个部门现在都在收缩，所以造成经济不振。
姚洋说，要想解决问题，一是松绑房地产，二是给地方发特别国债，例如4、5万亿，让地方渡过难关。
“现在地方太难了，去年花了那么多钱防疫，今年没钱了，它们就挪用地方债，那投资就少了。短期内，我们稳定住这个需求。长期来说，提高居民收入占比是关键，但这个调整恐怕需要一个过程。”姚洋说。
姚洋是国发院院长，2012年接替经济学家周其仁，担任国发院院长至今，他的话语自然有一定的分量。
在《经济的常识》一书中，姚洋写道，自己的态度是说真话，如果不能说真话，我情愿闭嘴，他反感人们说“正确的废话”，觉得“说废话的人太多了，就会遮盖真问题”，而且“造就一种虚情假意的社会风气”。
今天我们讨论地方债务风险，谈论如何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时，就不能说“正确的废话”。
要想化解地方债务风险，我认为最直观也是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降本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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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的常识其实就是收入要大于支出，维持一个合理的收支平衡，这是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。但地方又不同，兼顾民生和投资发展经济等重任，自然不能等同一般的个人和民营企业。
但在地方债务风险挤压累高的今天，缩减开支是必要的，不管是投资还是人员，本质上都应该降本增效，按照民营企业的做法，来眼下的渡过难关。
根据同花顺数据显示，截止2023年6月，地方债务余额已经接近38万亿，其中地方一般债务余额为14.8万亿，地方专项债务余额22.9万亿，地方债券余额37.6万亿。
截止到上个月，新增专项债的发行规模仍属于可控的区间，但地方举新债还旧债的压力依然存在，以2018年为例，地方发行了一批5年期的新增专项债务，今年刚好是兑付期，绝大部分的此类债务，都需要地方举新债还旧债，长此以往，就对地方的财政形成了较大的压力。
化解债务风险，短期来看当然还是需要财政支持，例如特殊再融资债券1.5万亿，央行设立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，让主要银行参与，通过这一工具给地方城投提供流动性，利率较低，期限较长。
又比如国发院院长姚洋所说的，给地方发行特别国债5万亿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债务风险，让地方渡过难关。
但从长远来看，显然还需要一定的结构性调整，或者说结构性改革。
例如，房地产下行，地方最大收入来源受损，这个时候地方收支必然难以平衡，怎么办呢？
就需要给地方增加收入项。
例如这几年提到的房产税，一旦房地产行业放开，那么顺势推出房地产税，可以较好弥补地方在土地出让金上的损失。
除此之外，降本增效，让地方节俭一点过日子的同时，尽可能提高效率，这一点也非常关键。
就比如西南某省份可能将公务员缩编20%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降本增效的例子。
客观来说，我们在这一块，的确有一定的浮肿，人太多，真正的效率不高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损失。
如果属实，那么一个省份的公务员缩编20%，那至少也是上万人的缩编，我们假设一个人的月薪平均4000元，那么一万人，每个月在人力开支上所能够节约的成本，就可以达到4000万，一年下来就是几个亿的财政支出。
如果一个省如此，那么更多省跟进的话，一年下来，全国地方开支就能够节省出数十亿元。
除此之外，要想最终解决地方债务问题，就要把地方所有债务，包括所有国有企业债务，统统纳入预算和决算，再设立一个监督作用，如此才能慢慢治住债务。
总体而言，今天背负债务的不仅仅是地方，还有企业乃至个人，都被债务挤压缠身，按照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，居民和企业会倾向于把赚来的钱拿去偿还债务，而不是更多消费或投资。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样做未尝不是一件好事；借债和偿债，本身就是一件互为循环的事，借债不能太多，否则就有挤爆风险，偿债同样也不能太久，否则就有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。
要做到一个平衡点，当然是困难的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摸索，并最终找到一条双赢的道路来。
更重要的是，要强化地方资金效率的利用问题，一笔钱花在哪里，用在哪里，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回报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乃至原则，只有这样，理论上债务才会带来更大的经济价值，而不是经济风险。
这也是现代经济学主导人类社会运行至今的法则，有一些教训是前人吸取教训探索出来的，例如欧美和日本，这些都是前车之鉴；但还有一些问题是新的，需要我们自己找对道路，摸索出来。
现代金融的本质，可能本身就注定了风险和利益并存，而最终人类可能永远也无法完全避免金融风险的发生，但至少我们可以控制它，并最终化解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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